為什么我們需要讓哲學重回田野？
分類: 最新資訊
簽名詞典
編輯 : 簽名大全
發布 : 03-15
閱讀 :490
《直覺與理由——實驗語言哲學的批判性研究》（以下簡稱《直覺與理由》）是國內學界第一部實驗語言哲學研究之作。作者梅劍華引介了實驗語言哲學這一新興學科，提出了實驗哲學的四重證據法。該書標題有兩個關鍵詞，“直覺”代表了推陳的方面，“理由”代表了出新的方面。本篇書評在評述全書基本內容的同時，亦與作者商榷其四重證據法的意義與問題。《直覺與理由——實驗語言哲學的批判性研究》，梅劍華著，商務印書館，2023年7月。哲學的證據什么是實驗哲學？作者將其界定為心理學和認知哲學/科學的化合，隸屬于經驗哲學。純粹經驗是描述性的，實驗是一種規范性的經驗。在一次課程中，作者將自己的努力與金觀濤強調受控實驗和受控觀察的普遍可重復性相提并論。在這部專著中，作者開宗明義，坦陳自己的“核心動力是探究一種使哲學理論為真的根據”。但是，實驗哲學探究“理論為真的標準”究竟是什么意思？這個問題若不澄清，可能造成人們種種誤解。我們知道，真或真理可以在符合論、融貫論、直覺論、語義論等意義上界定。實驗哲學與實驗科學截然不同，不涉及人類心理以外事實問題，因此很難滿足符合論和融貫論的真理要求，也難滿足語義論的真值要求。從其測試直覺的可靠性和普遍性來看，我們可以認定其預設是：所有哲學論斷為真的標準是普遍直覺為真。如果普遍直覺難于滿足，就只能退而求其次，限定直覺主體文化背景，或者計算直覺概率。這就近于滿足直覺論的真理要求。當然，也不存在孤立的事實，所有“事實”都跟人們的直覺相關。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沒有必要澄清真或真理的語境了。但是在我看來，這一澄清是必要的，因為真或真理不能以全體一致或者少數服從多數為標準，反而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就是科學之真和哲學之真的區別，也就是實驗科學和實驗哲學的區分。我們可以將實驗哲學理解為哲學的證據學。任何學科都要講求證據。自然科學成為實驗科學就是以實驗為證據。哲學也要講求證據，以往這種證據往往基于哲人自身經驗。譬如“100年前，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闡釋東西文化差異：西洋哲學的中心在知識，中國哲學的中心在人生。西方哲學重理性，中國哲學重直覺等”“100年后，這些東西文化比較的論斷或可通過文化心理學、實驗哲學研究方法落到實處”。作者給出了三個“實驗哲學”的定義。第一個是所謂的“窄定義”：“實驗哲學就是運用心理學方法就人們關于哲學案例的直覺進行探究的一門學科”。這個定義限于“直覺”，是作者推陳部分的概念，表明實驗哲學深受心理學影響。第二個定義是所謂的“寬定義”：“實驗哲學是對哲學論斷給予經驗支持的哲學”，作者“把窄定義作為寬定義的一個子類”。這個定義通向“理由”，是作者出新部分的概念。第三個定義涉及哲學語言學轉向：“實驗哲學就是一種語言哲學，是建立在對語言、概念的高度關注的基礎之上的。……如果語言哲學是第一哲學，那么實驗語言哲學也就是第一實驗哲學，在實驗哲學中占據了基礎地位”。這個定義表明作者實驗語言哲學研究限于哲學語言學轉向，沒有窮盡整個實驗哲學，特別是實驗行動哲學的研究。但我認為，哲學行動學轉向或許是突破哲學語言學邊際的最新方向。紀錄片《受審視的生活：哲學就在街頭巷尾》（Examined Life: Philosophy is in the Streets，2008）畫面。“直覺”與“理由”：一個關于證據的對子實驗哲學的初衷是通過實驗（問卷調查、腦電測試），檢驗傳統哲學證據——直覺的可靠性和普遍性。“直覺是表面的、非推導的、非反思的、直接的一種反應”。作者更傾向于文化的多樣性或多元化。譬如“東方人更傾向于做相似判斷，西方人更傾向于做因果判斷”“東方人傾向描述直覺，西方人傾向因果歷史直覺”。作者反復強調：“從實驗哲學的結論來看，直覺測試的意涵都是否定性的：看似普遍的理論其實只屬于某一種具體歷史文化傳統中的群體”。因此，人類普遍直覺幾無可能，具體歷史文化傳統預設了人們直覺隱含的坐標系或參照系，許多因果判斷受到規范影響，還有許多暗黑成分，如同魯迅所謂“國民劣根性”，但不限于特定“國民性”。當然無法排除個體的例外。然而，人類直覺總有若干交叉或重疊的交集，總有“家族相似”部分，否則就會歸于文化相對主義。電視劇《孔子》（1991）劇照。與這種文化相對主義立場相關的是作者的大眾哲學立場。作者斷然否認西方學術體中哲學家直覺的可靠性和優越性，肯定“傳統的歐洲哲學主要是歐洲白種貴族男人的哲學，具有高度的偏見。如果把西方傳統哲學比做貴族哲學的話，那么實驗哲學應該是一種大眾哲學，這樣的哲學不預設身份、背景、階級、智力的門檻，唯一的要求是具有基本的理性能力”。但作者也承認現有對哲學直覺的網絡調查“具有嚴重的認知偏向”和“高度偏見”：“具有充分優裕時間、具有在線工作和娛樂的、習慣于網絡生活的人群才會主動參與到網絡調查中來，因此大學教師、大學生、白領、青年人就成了主要的調查群體”。其實，“基本的理性能力”作為“唯一的要求”也是可質疑的。哪種“理性”？工具理性還是公共理性、交往理性？“基本”到了何種程度？是否“不預設身份、背景、階級、智力的門檻”又預設年齡、教育的門檻？排除嬰兒和智殘的直覺，其合理性和正確性何在？危險在于，這是否為某種意識形態將若干種人定義為“巨嬰”和“腦殘”開啟方便之門呢？作者指出：“直覺和理由是一個對子，大致說來直覺是非反思的、非推論的、直接的、表面的。與此對照，理由是反思的、推論的、系統的、深入的。……真正穩定的并非是人們的直覺，而是人們在認知事物時產生的種種理由”。因此，實驗語言哲學僅僅測試在不同文化背景約束下的大眾的直覺是不行的，必須進而測試背后的隱含在直覺內的理由。直覺的測試作者稱之為“量化研究”，理由的測試作者稱之為“質性研究”。“一般說來，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區別在于：通常質性研究的樣本小，量化研究的樣本大。在推理方式上，通常質性研究利用邏輯和集合論，量化研究利用統計學。兩者關于因果推斷的側重點也不一樣：質性研究先果后因，通過結果探測多種原因；量化研究通過控制原因（控制變量實驗）看到結果的可能影響。質性研究包含訪談、錄音等多種手段；量化研究主要是數據分析”。“對話”與“概念分析”：是否為證據的商榷作者在提出量化方法和質性分析兩重證據法后，進而提出第三重和第四重證據法。蘇格拉底對話方法是第三重證據法，概念分析是第四重證據法。他說：“質性分析和蘇格拉底對話方法的根本區別就是：質性分析雖然可以幫助研究者拿到比量化分析更準確的數據，但也只是反映了大眾經驗的主觀性和片面性。從量化分析到質性分析，就是從主觀、片面的直覺性經驗到主觀、片面的反思性經驗，要達到理性認識，需要接受蘇格拉底式詰問，最終確立自己的想法。這個時候獲得的想法就是客觀的、可靠的，是真正值得重視的數據。可以說從質性研究到蘇格拉底對話，就是從經驗主義到理性主義的飛躍”。“如果把質性研究所探究的理由稱之為描述性的理由，那么蘇格拉底對話所探究的理由可以稱之為規范性的理由”。作者所謂的概念分析包括邏輯分析和語言分析，他模仿康德著名說法“概念分析無經驗調查則空；經驗調查無概念分析則盲”，提出“實驗哲學沒有椅驗哲學是空洞的，椅驗哲學沒有實驗哲學是短視的”——椅驗哲學就是概念分析。電影《會飲》（Le Banquet，1989）劇照。該書起初提出經驗探索與概念分析的二重證據法，但又迅速過渡到了四重證據法，但二重證據法仍構成了四重證據法的基底。作者指出：“實驗哲學的方法論探索中，四重證據法是彼此嵌套的：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的結合，質性研究與蘇格拉底對話的結合；蘇格拉底對話與哲學論證的結合；哲學論證又與量化研究的結合”。為了闡明自己的觀點，作者特意選擇“葉舒憲的四重證據法”予以對照：傳世文獻與哲學論證對比；量化分析與地下材料對比；質性分析與基于科學范式的社會學、民俗研究類比；至于蘇格拉底對話方法，就無以類比了。我以為四重證據法存在若干問題：首先，概念分析是否構成四重證據法之一種值得懷疑。從作者反復強調“實驗哲學是‘跳出概念分析的概念分析’”可知，概念分析并不涉及證據，既未測試直覺，也未測試理由，只是一種后臺操作，為前臺運行提供基本的研究對象、框架和素材，設計問卷，回應批評，展開對話，進行新的實驗調查和尋找新的實驗方向。其應置于末尾還是置于開頭值得考量，似乎既可以在開頭也可以在末尾，從而使四重證據法構成一個循環，往復無窮。然后，質性分析高于量化方法，蘇格拉底對話高于質性分析，這樣一個階次是無疑的。但概念分析又如何高于蘇格拉底對話？作者對于蘇格拉底對話方法似宜繼續深入挖掘。蘇格拉底對話方法不僅在于亞里士多德所概括的歸納和定義、問答法、辯證法、作者所注重的通達“規范性的理由”的詰問法，而且在于“動員思想的全部可能性”的窮舉法。這正是一種“沖擊極限”的思想實驗：直覺的和超直覺的、理由的和超理由的、邏輯的和超邏輯的、語言的和超語言的，甚至人類的和超人類（新人類或后人類）的。盡管梅劍華《直覺與理由》一書尚有許多可質疑、可商榷之處，但我認為它的意義是不同凡響的。僅就學界而言，自從20世紀90年代鄧正來等人倡導“中國學術自主化”亦即中國學術規范化以來，學者已經重歸學術象牙塔，乃至“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李澤厚語）。“我注六經”式的文本學和文獻學的研究成為學術時尚。而今，這種小時代的小學問必須重歸大時代的大學問。何況當時就有兩種重要反彈：朱學勤倡導“民間思想”，劉小楓倡導“個體學術”。趙汀陽等人堅守“六經注我”式的思想創構，但也只是重“論證”而輕“測試”“調查”“實驗”。梅劍華引介和改進的實驗哲學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讓哲學重新走向田野——“實驗哲學呼吁再一次回到哲學-科學的古老傳統，以開放的心態面對人類在和世界打交道所產生的種種理論問題、認識問題與實踐問題。”作者/程廣云（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編輯/西西校對/劉軍